源远流长的中印文化交往,可从中国文人对印度的诸多称谓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称谓进行约略考辨。从出现的时间先后以及影响的大小来看,中国载籍[1]中涉及的印度称谓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
身毒。一般认为此名称源于印度河的梵文形式Sindhu,后在波斯语中发生音变,中国古代音译为“身毒”。在《史记》中首见于《西南夷列传》,次见于《大宛列传》,都是张骞向天子汇报出使情况时所提及:
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2]
大夏民多……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3]
张骞出使西域图
因为《史记》的权威性,后世提及印度时多引《史记》中的“身毒”名称,如史书类的《汉书》、《后汉书》等。文学作品中也时有出现,如唐时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中有:“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清时严允肇在《洗象行》中也有“雄姿几耐身毒战,猛力可代苍梧耕”诗句。另,《拾遗记》中将“身毒”作“申毒”。[4]
天竺。此名称的来源与身毒相同[5],自东汉至唐期间被广泛接受。《汉书》仍称印度为“身毒”,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始以“天竺”、“身毒”互注:“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对印度各方面的情况描写得非常具体,可见此时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已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其中“夜梦金人”的记载,激起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极大兴趣: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6]
汉明帝夜梦金人图
此后,《魏略》、《晋书》、《魏书》、《宋书》、《梁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籍和《法显传》、《高僧传》等大多数佛教典籍中都作“天竺”。可见,东汉后“天竺”取代“身毒”得到流行(这两个词汇本同源)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原因一是汉时“身”已变音为“天”[7],同时“毒”也改译为“竺”,这是客观的情况;二是较之“身毒”,相对雅致的“天竺”更易为文人(特别是倾心于佛教的文人)所接受。总之,“天竺”集中代表了中国文人对印度的美好印象,流传也最广。
直到今天,诸多中国文人还喜欢用“天竺”来指称其心目中的印度。1924年泰戈尔在访华期间度过63岁生日时,梁启超曾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对这个用中印两国的古称组成的名字,泰戈尔非常喜欢,留下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些当代著名的印度文化研究专家也喜以“天竺”为自己的作品命名,如金克木先生的《天竺旧事》,季羡林先生的《天竺心影》等。
泰戈尔与梁启超在清华园合影(左二泰戈尔,左三梁启超)
印度。这是由唐时玄奘命名并被中国人一直沿用至今的一个称谓,始见于玄奘归国后撰就的《大唐西域记》: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
可以看出,玄奘认识到印度的诸多汉译名称“异议纠纷”,选择“正音”(即梵文)翻译定名为“印度”。他认为,印度人根据各自的居地而称呼其国,各地风俗相异,但都采用一个总名,以对他们共同赞美的事物进行描述,这个总名就是“印度”。那么,为什么“印度”这个称谓能被他们所接受用来作为总名呢?接下来,玄奘又进一步做了说明:
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迴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月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既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
在他看来,“印度”是梵文indu(月亮)的译音,而该国的圣人贤士们[8]教导众生、统御万物,正如朗月播撒清辉照耀漫长黑夜,因此,命名为印度。
[9]但他认识到“月有多名,斯其一称”,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解释不能服众,接下来,又从地理的角度进一步强化“印度”与“月亮”之间的关系:
若其封疆之地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10]
《大唐西域记》残卷
然而,他这些为佛国净土进行正名的努力,后被证实出于讹误和附会。实际上,在古代南亚次大陆地区,是没有一个“总名”之类的称呼的。“印度”这个称谓同样来源于梵文Sindhu一词,该词在波斯语中发生音变后被西域地区的广大民族采为印度的国名,后以西域语言为媒介译为汉语中的“印度”。[11]玄奘的这个解释表现出佛教信徒的强烈主观倾向(的确,在他的心目中,印度是一个政府宽松、社会和谐,人民生活简朴、敬教乐学的理想国度)。
相比之下,同为佛教信徒且同样曾亲临印度的义净则相对冷静、客观,对玄奘为“印度”正名的这一理由做出校正:
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且如西国名大周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又复须知是五天之地,皆曰婆罗门国。[12]
那么,为什么本有讹误阐释的“印度”这一称谓能被国人广泛接受并沿用至今呢?这主要缘于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力。玄奘自小勤奋好学,皈依佛门后笃志研习佛教各部学说,西行前曾在国内遍访名师、求学问道,已具备深厚的佛学修养。亲临印土后曾在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那烂陀寺久住受学,学识更为精进。回国后更无丝毫懈怠,专志于译经、讲经,“专精夙夜,不墮寸阴”[13]。这样一位“不畏艰险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译大师,舍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14],自然受到历代文人的景仰,其论断也自然会受到高度重视。他归国后的主要著述《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在内的西域各国在地理、历史、宗教、政治、语言、文艺、风俗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记述,资料详实,蕴涵丰富,文字典雅,学术价值极高,成为治印度历史、地理、佛教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必备参考书,其影响自不待言。
同时,唐代又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鼎盛期,玄奘西行时虽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但回到长安后却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相信晋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积极与富有雄才大略的太宗相沟通,于是得以专心研译佛典,弘扬佛法,成就一代伟业。总之,以上诸因素的因缘际会,成就了“印度”称谓的确立和影响。
玄奘法师像
婆罗门国。这一称谓源于印度教种姓制度,在上古吠陀经书中即有原人身体的不同部位化身为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的记载,后渐趋定型并在印度教经典《摩奴法论》中予以制度化、具体化,实际上体现出印度社会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婆罗门为四种姓之首,享有知识和祭祀特权,古代印度以此种姓又称为婆罗门国,《隋书·经籍志》中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书》、《婆罗门药方》等,这说明至迟于隋代开始,中国已以婆罗门国指称印度,唐时玄奘和义净在其著述中也均提到“婆罗门国”,玄奘还对这一国名实因种姓制度而来做了具体的介绍。
需要一提的是,在《新唐书》、《蛮书》等史书中出现过“大秦婆罗门国”的称谓,向达先生认为“秦”或为衍文,“按向注,此处大秦婆罗门国,准之地望,即指天竺而言,疑应作大婆罗门国,秦字或是误衍耳。”[15]又解释说,后面出现的“小婆罗门国”应属于大婆罗门国。还有人认为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即指印度,主要依据是范晔所列“大秦”的物产(夜光壁、明月珠等)都是印度的特产。[16]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将“天竺”与“大秦”并举,并指出两国之间互通,有相同的物产并不为奇,且《后汉书·西域传》所载“大秦王安敦”已经考定为公元二世纪在位的一位罗马王,所以,此说当不成立。[17]
五天竺、五印度。简称五天、五印,即“五方印度”。按印度古籍《往事书》中的划分方法,古代南亚次大陆划为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的方位。东晋《法显传》中已对这种划分有所知晓,此后,次大陆渐被总称为五天竺,唐时改称五印度,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释名”之后即在接下来的“疆域”一节列出“五印度”,僧人慧超也留有《往五天竺国传》,等等。五印度并非五个国家,也不是地理上有自然的五块之分,而是以方隅命名,大概是为了记述的方便。此后,五印度的称谓一直被沿用下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使用了此称谓。值得注意的是,此称谓在南传佛教中并不流行。[18]
以上是对几个中国载籍中较为常见的印度称谓所做的约略考释。此外,还有天笃、天督、天豆、捐毒、申毒、乾毒、贤豆、贤毒、身豆、印土、印毒、印都、忻都、欣都、欣都思,等等。它们基本也源于梵文Sindhu的音译,本专指贯穿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后演变为对整个次大陆(也即古代印度)的称呼。印度河流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基于辉煌的印度河文明而衍生出的这众多称谓,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选用或误用了不同的汉字所致,在读音上还是十分接近的。对此,初唐颜师古有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则天竺也,塞种即释种也,盖语音有轻重也。”[19]
二
载籍中还有一些称谓,人们对它们与印度的关系在理解上或有疑问,或有歧见,这里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做一讨论。
天毒。对于这个词汇是否确指印度,国内有不小的争论。《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20]
晋时郭璞在为《山海经》所作的注解中说:“天毒即天竺国,贵道德,有文书、金银、钱货,浮屠出自此国中也。”[21]
清学者毕沅也持此意见。但反对的意见不少。早在唐时敬播为《大唐西域记》所作的序中即称关于天竺之事,“《山经》莫之纪”[22],明时王崇庆又在《山海经释义》中对郭璞的说法提出质疑,理由是“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的记载与印度实际方位不符。袁珂也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按天竺即今印度,在我国西南,此天毒则在东北,方位迥异,未知是否。或者中有脱文伪字,未可知也。”[23]张星烺、汤用彤在其各自著述中对此也持否定意见,理由与袁珂同。此外,对于《山海经》中出现的这个“天毒”,有人认为是“天竹”之音的误记,实际上是指与箕子有关的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24],等等。这样看来,似乎《山海经》出现的这个“天毒”与印度无关。但需注意的是,在另一古籍《括地图》中,却再次出现“天毒”一语:“天毒国最大暑热,夏草木皆干死,民善没水以避,(时)[将]暑,常入寒泉之水。”[25]这里的描述与印度的暑热气候相符。
况且,关于《山海经》中的这一段记载,人们对“朝鲜”与“天毒”两词之间如何句读也有不同意见(如逗号和分号),相应地,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对“天毒”是否确指印度,在没有新的考证之前暂时还无法得出定论。但不管怎样,“天毒”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当中留下了痕迹,如,近代学者吴其昌在其《印度释名》一文中即将“天毒”视为诸多印度汉译名称之一[26],岑麒祥先生在其主编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则认为,“天毒”译自古波斯土语Thendhu,和“天竺”、“天督”、“天笃”等古代印度诸多汉译名称同源[27]。果如此,《山海经》中的“天毒”可能成为中国典籍中指称印度的最早记载。
中国。中国文人将本属于自己国家的名称赋予印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历史上,的确有过这种称呼,只不过指的不是整个印度,而是地处恒河中流一带的“中天竺”。《法显传》中“乌苌国”篇有以下一段描述:
度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甚盛。[28]
法显在文中明确指出“中天竺所谓中国”,乌苌国一般民众在衣服饮食方面也与中天竺无异。后又在“摩头罗国”篇出现“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的描述,这里的“中国”仍指中天竺。行文中对法显的论述多有称引的《水经注》也有一段对印度之“中国”的记载:
释法显又言:度河便到乌长国。……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29]
详考《水经注》中的这段间接引述,不难发现它对“中国”实指中天竺地区这一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传达,但在解释“中国”的由来时却偏离了法显的原意,认为“服食与中国同”中的“中国”实指东邻中国,是一处错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和
卷三“迦湿弥罗国”开国传说中也提到了“中国”,前者指中印度,后者指北印度中部地区。[30]
可是,在佛教观念中,“中国”指佛陀行化的中天竺区域,“约即佛陀行化之地”[31],最早源出佛典《方广大庄严经》:
何故观国?菩萨不生边地,以其边地人多顽钝,无有根器,犹如痖羊而不能知善与不善言说之义。是故,菩萨但生中国。[32]
唐代僧人道宣更曾在其《释迦方志》中从名、里、时、水、人这五个方面系统论证印度应为世界的中心,以“名”为例:
所言名者,咸谓西域以为中国,又亦名为中天竺国。此土名贤谈邦之次,复指西宇而为中国。若非中者,凡圣两说,不应名中。昔宋朝东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群英之最,问沙门慧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也。此国中原,景圭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大小二余,增损积算,时辄差候,明非中也。”承天无以抗言。文帝闻之,乃敕任豫受焉。夫以八难所标,边地非摄。出凡入圣,必先中国。故大夏亲奉音形,东华晚开教迹,理数然矣。[33]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实指“中天竺国”这一状况,道宣也是知晓的。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以何承天与慧严这一凡一圣的争论为例,认为世界的中心应属印度,并将这个问题提升到“邦之次”的层面。之前的《牟子理惑论》中也曾言释迦牟尼“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34]这种观点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体现出佛教的“中心观”与中国文化优越意识之间的博弈。[35]
三
载籍中还有一些虽不常见但承载一定地理信息的称谓,如摩揭陀(也作摩伽佗),榜葛喇(也作朋加剌、榜葛利等)、黄支国、古里、柯枝、小西洋,等等。摩揭陀、榜葛喇并非指称整个印度,它们实际上仅作为古印度一个王国或地区的称谓,但因较为强盛和重要,声名远播到中国并一度被作为印度的代称。
首现于《汉书·地理志》的黄支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印度的建志补罗,也就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这是中印古代海路交通可靠的证据[36];当时的中印间海路交通频繁,黄支又是当时印度主要的港口城市,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知,并以此指代整个印度。古里、柯枝位于印度半岛西南海岸,均为郑和下西洋时的重要补给站和主要贸易中转站,前者即今天的科泽科德(又译卡利卡特),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的终点站,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时长眠于此。据马欢《瀛涯胜览》记载,该地曾有郑和使团建立的碑庭刻石,碑文内容为:“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37]至今,当地还有被称为“中国寺”的清真寺(历史学家在寺内曾发现明时的瓷器碎片)、丝绸街以及以当地人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为表现内容的雕塑作品。柯枝距古里为近,即今天的科钦,中国编织渔网的技术在郑和时代即传至此地。“小西洋”则是伴随中印间海上交通往来的日益密切,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对印度半岛沿海诸政治实体的一个通称,如谢清高《海录》中的“小西洋”即指今处印度西南沿海的重要商港果阿。
郑和纪念邮票
卡利卡特政府出资建造的“中国丝绸商与印度顾客”雕像
此外,载籍中对古代印度还有许多别称,其中主要有:因陀罗婆陀那、因特罗、阿离耶提舍、末娣提舍、阎浮提、浮提、赡部洲等,多与佛教传说有关,在佛教信徒之外的阶层影响并不大。以上讨论的是中国人对古代印度的称谓。近现代的印度又被称作“印度斯坦”,即Hindustan的音译,意为“印度人生活的地方”。汉籍中相类似的译名也有很多,如兴都斯顿、痕都斯坦、轩都斯丹、忻都士坦、温都斯坦等。此外,还有几个基于英文词India的汉译名称,如印第亚、盈丢等。其实,India也由梵文Sindhu演变而来,同样与印度河有关。综上,中国载籍中的印度称谓主要有四个来源。
一是基于梵文Sindhu的音译,以及由此演变来的诸多不同译名或别称,如天毒、天竺、天竹、天笃、天督、天豆、身毒、捐毒、申毒、乾毒、贤毒、贤豆、身豆、辛豆、印土、新头、忻都、欣都、欣都思、印度、印毒、印都,等等。
二是基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如源于种姓制度的婆罗门国,有所争议的“中国”,以及佛典中的诸多生僻称谓等。天竺、印度也可归于这一类。
三是基于地理认识的,如总称上的五印度、五天竺和以点代面的摩揭陀、榜葛喇、黄支国、古里、柯枝等。四是基于中印交通方式的转变而衍生的,如小西洋等。简言之,中国载籍中最早出现的印度称谓可能是“天毒”,正史中最早出现并被后世沿用较多的是“身毒”,在佛教传入后最为接受的是“天竺”,“印度”经玄奘定名后沿用最广直至今日。
注 释[1]本文中均限汉文载籍。[2]《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5页。[3]《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4-3166页[4]张星烺先生认为,《拾遗记》中出现的“旃涂”、“因袛”均为译音,指印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5页。据此,《拾遗记》中的建德、沐胥、千涂、含涂、因樨、涂支国等,可能都是印度称谓的异译。[5]参见(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62-163页。[6]《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7]参见徐真友:《也谈古代印度汉名》,《正观杂志》2001年第十七期。[8]当特指佛教界的高僧大德。[9]这是宗教传播习用的譬喻。除佛教中大量出现外,基督教福音书中约翰曾使用一盏发光的灯比喻耶稣对黑暗世界的影响,伊斯兰教《古兰经》中也言“真主是天地的光明”,崇拜光明的祆教更是如此。[10](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61-164页。[11]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2-163页;钱文忠:《“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中国文化》1991年第四期;徐真友:《也谈古代印度汉名》,载《正观杂志》第十七期。[12](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141页。[13](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133页。[1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15]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47页。[16]谭中:《中国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变迁》,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5页。[17]详见方豪:《大秦之考证》,见《中西交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111页。[18]在1994年的第一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斯里兰卡比丘曾对“五印度”这一概念提出质疑。[19](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0页。[20]《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97页。[21]《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1页。[22](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页。[23]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1页。[24]张军:《中的“天毒”、“天吴”释疑》,载《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25](宋)李舫编:《天平御览》卷三十四,宋李昉著,夏剑钦等校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26]吴其昌:《印度释名》,《燕京学报》1928年第4期。在该文中,吴先生列出印度的汉译名称多达38种。[27]岑麒祥主编:《汉语外来语词典·序言》,商务印书馆,1990年。[28](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7-28页。[29](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4页。[30](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69、324页。[31]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32]这是唐地婆诃罗译文,黄宝生先生用白话文做了对照翻译。见《神通游戏》(梵汉对勘),黄宝生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33](唐)道宣:《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34](梁)僧祐编撰:《弘明集·牟子理惑论》,刘立夫、胡勇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3页。[35]参阅谭世宝:《印度中天竺为世界和佛教中心的观念产生于改变新探》,《法音》2008年第2期;王邦维:《佛教的“中心观”对中国文化优越感的挑战》,《国学研究》2010年第25卷。[36]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冯承钧先生也持此见解,详见《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37](明)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5年,第43页。